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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官學、私人言與歷史年夜傳統——錢賓四經學觀指要
作者：嚴壽澂
來源：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五年歲次十仲春廿二日丁巳
西歷2015年2月10日
撮要
經學今古文之爭，為晚世一至公案。錢賓四異軍特起，著眼于歷史年夜勢，于二派皆所不取。以為孔子以前未嘗有六經，孔子亦未嘗造六經。東周以前，學術統于王官，是謂六藝。周室東遷，王官學衰而私人言起，開其先者乃孔子。孔子以王官之學教于平易近間，儒家因之以興。至兩漢，乃有所謂經學。孔子復據魯史作《年齡共享會議室》，當后王之法。漢人之尊孔，尊此也。六藝既尊，經學遂為利祿之途，于是重章句，遵師法，以便教學。至東漢，有不樂守章句而尚兼通者，當時稱為古學。大略而論，今學家上承諸子，用世之意多；古學家下開樸學，求是之心切。而儒術實不限于六藝，亦即不限于經學。至于歷史文明之年夜傳統，則又非儒術之所能限也。是為賓四師長教師論學之歸宿。
關鍵詞： 錢賓四（穆） 王官學 私人言 今學 古學
經學今、古文之爭，為晚世中國學術界一至公案。南海康長素（有為）承井研廖季平（平）之緒，年夜張今文之幟。撰《新學偽經考》，以為古文經全出劉歆偽造，用以輔佐王莽篡漢。又撰《孔子改制考》，以孔子為宗#教#主，志在托古改制，因此做作六經。[1]同時余杭章太炎（炳麟），力主古文經學，以為六經皆史，謂“仲尼，良史也。輔以丘明而次《年齡》……談、遷嗣之，后有《七略》。孔子歿，名實足以抗者，漢之劉歆”。釋“古文”云：“古文者，依準明文，不依準家法。”以為凡論成周之制，當所以否合適《周官》為準；凡論穆王以下的軌制，則當所以否合適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（所謂《左氏內外傳》）為準。[2]總之，長素以為六經出自孔子，乃萬世價值之標準，治經當重孔子的微言年夜義，微言年夜義則傳自今文經師的家法、師法；太炎以六經為古史，孔子乃保留國故之良史，絕非宗#教#主，治經當依據明文，自小學訓詁進手。[3]
清末平易近初以降，凡論經學，普通難以超越此二派的樊籬，如蒙文通所謂，“晚近言學，約有二派，一主六經皆史，一主托古改制”。[4]梁谿錢賓四（穆）師長教師，異軍特起，跳出今古文之紛爭，不是僅就經學而論經學，而是著眼于中國歷史演變的年夜勢，因此獨有創獲。對康氏的批評是：此前的章（學誠）、龔（自珍）兩人，皆主張六經皆史，“但康氏則說經史絕然如異物。稱為經，便不克不及作史看。不僅孔子《年齡》不是史，即《詩》《書》《禮》《易》皆非史。換言之，這些經，皆只發明了某一套義理，而并不根據某一套現實”。因此便有了“托古改制”之說，“孔子真如一宗#教#主，孔門六經無異于猶#太之《新、舊約》”。孔子以前的歷史傳統于是全遭否認，近代的疑古運動，即由此而起。康氏“同時卻極端推尊孔子的《年齡》”，以其為年夜道之所萃，與中國前此的傳統無甚關系。“就后代學術觀點言，康氏似乎是只重視了經學之年夜義而疏忽了史學之實跡。”亦即對中國學術傳統，最多只重視一半，“而全不睬會到另一半”。[5]太炎之見則與此相反。作于清末的〈與某論樸學報書〉謂，周孔至今，時歷數千載，“政俗迭變，凡諸法度，豈可施于挽近？故說經者所以存古，非所以適今也”。經之于后世國人，猶如子孫之于祖先手澤，“雖朽蠹精緻，猶見寶貴”，并非因其盡善盡美也。[6]太炎先著《交流訄書》，對孔子批評劇烈，而后成《國故論衡》，態度較前溫和，但是最基礎立場并未年夜變。賓四指出，“太炎對中國過去二千年學術思惟文明傳統，一以批評為務。所謂國故論衡，猶云批評這些老東西罷了。故太炎此書，實便是一種新文明運動，惟于此下新文明運動之一意歐化有分歧罷了”。繼之則有《檢論》，上述以孔子為良史、身后名實足以相抗者為劉歆如此，即出于此書。賓四評曰：“康有為主今文經學，尊孔子為圣人，斥劉歆為作偽之人。太炎主古文經學，力反康氏，乃謂孔子為一史家，司馬父子嗣其業，劉歆則名實皆足與孔子抗，可謂千古創論。然太炎意，孔子究不掉為一良史，亦非一筆抹摋。”[7]
賓四以為，就中國學術文明的年夜傳統而言，康、章二人均是只取一半而遺另一半，故所論皆難免有偏。易言之，康氏是重創而不重因，知經而不知史；章氏反之，乃是重因此不重創，知史而不知經。賓四自己，則旨在平亭今文古文之紛爭，消弭經學史學之糾葛，繼而辨明經學儒學之異同，歸結于若何懂得中國歷史文明的年夜傳統，以求承舊而開新，變而不掉其統。
一、現代學術分野：王官學與私人瑜伽場地言
康長素認為古文經皆偽，作偽的禍首是劉歆，動機是共同王莽篡漢以樹立新朝，故古文經學乃王莽之“新學”；至于今文諸經，絕非現代文獻，而是孔子一手制作，目標是改造現行軌制。議論固是年夜膽，但是賴以立論者則是“考證”，故名其書曰《新學偽經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。清代學界熏習于考據風氣近二百年，若非這般，何能惹起讀者共鳴？處于喜新厭舊、思惟潮水劇變之際，加之以情勢上的考證功夫，此二書于是便風靡于士年夜夫之間了。
賓四論學，最惡門戶，認為經學門戶的癥結正在所謂今古文問題，“其實此問題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，而百年來掩脅學術界，幾乎不主楊，則主墨，各持門戶，互爭長短，渺不得定論地點”，但是平心考核“兩漢經學之實況”，則并不這般。[8]康氏《偽經考》卷首，開宗明義曰：“始作偽、亂圣制者，自劉歆。”[9]賓四批駁康說，即自此進手，曰：“主今文經學者，率謂六經傳自孔氏，歷秦火而不殘，西漢十四博士皆有師傅，道一風同，得圣人之旨。此三者，皆無以自圓其說。然治經學者猶必信今文，疑古文，則以古文爭立自劉歆，奉行自王莽，莽、歆為人賤厭，謂歆偽諸經以媚莽助篡，人易信取，不復察也。南海康氏《新學偽經考》持其說最備，余詳按之皆虛。”于是撰成《劉向歆父子年譜》，列出二十八端家教，以見康說之不成通。[10]
依賓四之見，現代學術分野，不在今文古文、今學古學，而在王官學與私人言，可從兩漢博士家法獲得證明。曰：“晚清言兩漢經學，每好分別今古家法，張皇過甚，流衍多掉。余著《近三百年學術史》及《劉向歆年譜》，多所駁正。而推本窮源，猶有未遑。海寧王氏《觀堂集林》卷七諸篇，剖析今古文甚緊密矣，然于漢代師說家法之淵源流變，尚未有透宗之見。其為〈漢魏博士考〉，捃摭綦詳，而發明殊少。”[11]博士之稱，始見于《史記·循吏傳》，此官之建，乃本于儒術，與所謂稷下師長教師，“蓋異名同實”。《漢書·百官表》謂“博舞蹈教室士，秦官，掌通古今”。賓四就此指出，“夫掌通古今，即不治而議論也。則秦之博士即本戰國”。[12]但是秦與東方諸國，文明頗有差異，“東土學術，本自有齊魯與三晉之別”。三晉重功利，秦人“所師受而信譽者”，本是三晉功利之士。齊魯則“重歷史文明精力，求為社會整個的改革之幻想”，秦人對此，“固未之前聞，抑亦無情欣賞”。秦丞相李斯交流，師從荀卿。“荀卿雖久游稷下，熟聞東方學者尚文明重歷史之高論”，但是他本是趙國人，仍脫不了三晉崇尚功利的流風。韓非、李斯學于荀卿，自亦難免一切趨于功利。秦統一以前，“列國爭強，方宇割裂，諸家論學，異說競鳴”，彼此間之沖突尚未顯著。但到戰國早期，老子、荀卿、韓非三家著書，已有企個人空間求全國議論出于一途的見解。秦統一以后，“全國學人萃于一國，于是彼此間沖突之形勢遂年夜顯”。“稱說上古三代以鄙薄朝廷之建設者”，年夜體為齊國之士。李斯既得君行道，于是本其師荀子法后王之說，以對付此等議論。加之以秦廷對于東土文教一貫不甚保重，于是便有了焚書之舉。賓四特為指出：“此實中國史上一至值重視之事務也。”[13]按：這是一個歷史的年夜判斷，賓四師長教師之有別于多數治經學者，正在此等處。
始皇三十四年，“博士仆射周青臣與博士淳于越，辨廢封建之得掉，淳于越稱說殷周，謂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，非所聞也”。始皇下其議，丞相李斯奏請制止此等議論，于是便有焚書之事。李斯建議焚書的來由，賓四以為，可歸納為兩端：“一、深恨當時愚儒不明朝廷辦法精意，不達時變，妄援古昔，飾言亂實。二、鑒于戰國游士囂張，希復現代平易近力農工，仕學法令，政教官師不分之舊制。”指出李斯“蔑棄歷史傳統文明”，主張“一切以趨于當前之方便功實為主”，“其與淳于越諸人思惟上之沖突，其佈景實即戰國以來齊魯學與三晉學之沖突也”。始皇與李斯，深知現代封建舊制不成恢復，但是堅持學術統于王官之成規，殊不知學術統于王官與封建軌制二者，來自統一本源，即“貴族階級之世襲”。“今既無世襲之貴族，而欲尊王學于一統，以禁絕平易近間私人之學，其事舞蹈場地要不成久。”可見始皇李斯之識見，與其所批駁的當時所謂愚儒，其實亦無多差私密空間別。[14]而其時學術分野在王官學與私人言，正可從焚書一事獲得證明。
“政治家過于自負，欲以一己之意見，強全國以必從，而不知其流弊之深，為禍之烈也”，秦皇、李斯恰是這般。但是不成說焚書之舉是二人起首發明，荀卿、韓非著書，其實早已有這類議論，“李斯亦不過實行其師門之主張，同情其友生之感歎罷了”。由此可見齊魯與三晉之士見解的分歧：“蓋齊魯諸儒之病，或有陷于迂遠，而三晉群士之弊，則難免流于刻急”。即此可知，秦之焚書，不僅在于專制愚平易近，實還有其文明與學術的本源。[15]李斯所擬焚書辦法有兩項：“一、史官非秦記皆燒之。二、非博士官所屬，全國敢有躲《詩》《書》百家語者，悉詣守尉雜燒之。”賓四認為，據此可知：“當時書籍實分三類：一曰史官書，除秦紀外全燒。二曰《詩》《書》百家語，非博士官所職全燒。三曰秦史及秦廷博士官書，猶存。”于是便可“推論先秦學官與典籍之情況”：年夜體而言，先秦學官有兩類，“一曰史官，一曰博士官”。史官商周以來就有，乃貴族封建宗法時代王官之遺留；博士官則戰國時始有，與布衣社會不受拘束學術之興起相對應。諸子百家興起之后，方始有博士官的設置。博士官與史官之分立，恰是現代王官學與后世百家言相對峙的象征。賓四又指出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將六藝與諸子分為兩類，六藝即古學，諸子則今學（即所謂“家人言”）。博士設官，既是本于儒術，而《漢志》則列儒家于九流之首，不列于六藝類，顯然視之為“家言”（“即新興之布衣學”）而非“官學”（“即傳統之王官學”）。至于《詩》《書》，原來當然也是王官所執掌，但是自從王官之學流而為百家之后，“《詩》《書》亦已傳播于平易近間，故儒、墨皆道《詩》《書》，于是《詩》《書》遂不為王官所專有”，更須知“百家之言亦不以《詩》《書》為限”。是為賓四心目中“古者官學與典籍之年夜體”；以為必須于此清楚，方能“明了秦廷焚書之本相”。[16]
李斯除建議焚書外，還擬定下述五項辦法：“一、敢偶語《詩》《書》棄市。二、以古非今者族，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。三、令下三旬日不燒，黥為城旦。四、所不往者醫藥、卜筮、種樹之書。五、如有欲學法則，以吏為師。”由此可見：“秦廷禁令，并不以焚書為重要。令下三旬日不燒，僅得黥罪。而最要者為以古非今，其罪至于會議室出租滅族。次則偶語《詩》《書》，罪亦棄市。”因為偶語《詩》《書》者，雖并未直接議政，“然彼既情篤《詩》《書》，即難免有以古非今之嫌”。至于談論間觸及百家，并不列于禁令之內。即此可以證明：“秦廷此次焚書，其重要者為六國之史記（以及三代舊史為史官傳統職掌者），以其多譏刺及秦，且多觸及政治也。其次為《詩》《書》，即現代官書（此本亦史官所掌，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史也）之流傳平易近間者，以其每為師古議政者所憑借也。再次乃及百家語，似是牽連及之，并不重視。而禁令中焚書一事，亦僅居第三最次之列。”歸納綜合而言，秦廷所禁者，第一是“議論當代政治”，第二是“研討現代典籍”，第三是才是“家躲書本”。禁令謂凡家躲書本，須“詣守尉雜燒”，可見并未“嚴切搜檢”。以此推知，平易近間加入我的最愛，“不僅難免，實宜多有”。何況自此至陳涉起兵，不過五年罷了，區區五年之間，平易近間書籍不成能大半燒毀。而《詩》《書》古文，流傳本不廣，又是禁令所特別重視者，“則其遏絕，當較晚出百家語為甚”。職此之故，“西漢以來，均謂秦焚書不及諸子，又謂秦焚書而《詩》《書》古文遂絕”。以上所述，乃賓四所分析的秦廷焚書本相，“其尤要者，厥為博士與六藝之關系”。[17]
總之，現代學術分野，重要在于王官學與私人言之別。賓四引鮑白令之對秦始皇之言：“五帝官全國，三王家全國。家以傳子，官以傳賢。”[18]指出：“官言其公，家言其私。”可知所謂百家言者，不屬于王官而屬于私人，此乃“年齡以下布衣社會新興之不受拘束學術”。王官學由史官所掌，諸子所主者則稱為百家言。諸子百家之勢漸盛，終至與王官之史分庭抗禮，于是便有了博士官的設置。易言之，博士之所掌，本是私人言，隨著布衣勢力的上升，漸漸由私人之學變成了一種新官學。百家言之興起，實本于《詩》《書》六藝。“百家莫先儒、墨，儒、墨著書皆底本《詩》《書》”，即為明證。是以，《詩》《書》乃是“王官故籍下賤平易近間而漸自泯于家言之間者”。《詩》《書》經孔子修訂而成，與官史有別，亦與新興的百家言分歧。因既經修訂，當然與官史舊本有收支，但是畢竟還是依據舊典而來，與不盡據《詩》《書》的百家言終究有異。賓四故曰：“《詩》《書》之下賤，正可與博士之上浮，交錯相映，而幫助年齡戰國間王官之學與百家私言之盛衰瓜代過接之姿態焉。”于此清楚以后，即可知后世所謂“博士官專掌六藝”，實為“無證臆說”。博士實“即家學之上映，若專掌六藝，又何故自別于王官之史哉？惟其博士不專掌六藝，故秦廷有張占夢博士，有為仙真人詩之博士。至漢初文帝時，亦另有諸子傳記博士”。博士專掌六藝，乃是武帝以后之事。賓四同時又強調，說博士不專掌六藝，并不等于說博士就不掌六藝，“此如百家非專據《詩》《書》，亦非全不據《詩》《書》也”。[19]
按：賓四的這一見解，與年輩較早的張孟劬（爾田，原名采田）之說彼此輝映。孟劬著《史微》，以為“六藝皆古史，而諸子又史之支與流裔”（故名其書曰“史微”）。貴族封建之世，學術文明皆掌于史官之手。史官所掌的文書，可分為六類，故曰“六藝”。時運遷流，世變漸起，此制難以維持，學術逐漸由官守降至平易近間，諸子百家于是興起。史官之中，位置最主要的是太史，即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謂“歷記成敗生死禍福古今之道”者，所講究的是“君人南面之術”。平王東遷后，六藝漸趨式微，太史流而為道家。孔子憂之，于是以司徒之官“上代舊史之統”，《莊子·全國篇》所謂“舊法世傳之史”于是一變而為儒家之六經。此后六藝皆歸于孔子，開啟了儒家。但是孔子實兼儒、道，儒家固缺乏以盡孔子也。后世經學中的古文，便是這“舊法世傳之史”，亦即六藝舊文。孔子不自著書，就六藝舊文本而口說其新義，歷經記錄，便成了所謂今文。故曰：“古文者，舊史說經之言，而孔子采之者也；今文者，孔子說經之言，而聚會場地門生述之者也。”[20]可見孟劬之說，本于章學誠《文史通義》而加倍發揮，以為諸子興起以前王官所職掌的都是舊史，學術降到平易近間，就有了百家言，儒家只是此中之一。以王官學與私人言為學術分野，儒門《詩》《書》與官史舊本有收支，孟劬與賓四并無二致。賓四又將《詩》《書》與史官所職掌的舊史分而為二，以為《詩》《書》乃“現代之官書”，“諸侯史記”則是“后世新官書”。秦人最忌者，第一是諸侯史記（因其為新官書，與秦的關系最為親密），其次才是《詩》《書》（距今雖遠，畢竟還是從前的官書，與新朝的官方說法難以分歧），而對于新興的百家語，“轉不為罪”。[21]由此可知，秦廷最為關注的是以古非今，而不是思惟崇奉之劃一。
及至漢武帝之時，上距秦人焚書不及百年，而“經術轉盛，《詩》《書》六藝獨設博士”，其故為何？賓四的解釋是：
漢之初興，未脫瘡痍。與平易近歇息，則黃老之說為勝。及于文景，社會富庶，生氣轉蘇。久痿者不忘起，何況壯士？與言歇息，誰復樂之？而一時法式未立，綱紀未張。社會既蠢蠢欲動，不得紛歧切裁之以法。……文帝外取黃老陰柔，內主申韓刑名。其因應辦法，皆有沉思。及于景帝，既平七國之變，而高廟以來元勳亦盡。中朝威權一統，執申韓刑名之術，可以驅策全國，惟我所向。然申韓刑名，正為朝廷綱紀未立而設。若政治已上軌道，全國共守法度，則申韓之學，亦復無所施。其時物力既盛，綱紀亦立，漸達承平亂世之境。而黃老申韓，其學皆起于戰國近世。其議卑近，主于應衰亂。惟經術儒生高談唐虞三代，禮樂教化，獨為亂世所嚮往。自衰世言之，則見為迂闊遠于工作。衰象既往，元氣漸復，則如人之病起，舍藥劑而嗜膏梁，亦固其宜也。后人謂惟儒術利于專制，故為漢武所推尊，豈得當時之本相哉。[22]
簡而言之，漢武帝所謂獨尊儒術，乃當時年夜勢所必趨，非一人或少數人之強力形成。經術之盛，因其適合于承平亂世的需求，并非所謂利于帝王專制。賓四指出，文帝時有《孟子》博士，至武帝時亦廢。“若謂尊儒，何故復廢《孟子》？”又指出：“其后劉向父子編造《七略》，六藝與儒家分流。儒為諸子之一，不得上躋于六藝。”可見武帝之立五經博士，“若就當時語說之，謂其尊六藝則然，謂其尊儒則未盡然也”。董仲舒對策亦云：“百家殊方，指意分歧。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。”可見“仲舒之尊孔子，亦為其傳六藝，不為其開儒術。故《漢志》于六藝一略，末附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小學三目，此亦以孔子附六藝，不以孔子冠儒家也。此在當時，判劃秩然，特六藝多傳于儒生，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”。其結論是“漢人之尊六藝，并不以其為儒家而尊”，而還有其緣由。[23]
賓四引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“竇太后好老子書。召問博士轅固生。固曰：‘此家人言耳。’太后年夜怒曰：‘安所得司空城旦書乎！’乃使固進圈擊豕。景帝知固婉言無罪，而為太后怒，乃假固利兵。彘應手而倒，固得無逝世。”曰：“今考家人者，如〈田太公世家〉，‘齊侯廢為庶人’，家人即庶人也。”可見“家人言”意謂“布衣私人之言”，乃“對王官之學而說，猶云平易近間私人言耳”。又曰：“揚子云〈博士箴〉亦云：‘《詩》《書》是泯，家言是守。’以《詩》《書》家言對文，正猶《七略》、《藝文志》以王官六藝之學與九流十家對列也。”劉知幾《史通·外篇·古今雜史》有云：“譙周以遷書周秦以上，或采家人諸子，不專據正經。”賓四就此指出：“家人言即諸子書，與六藝正經對立”，此尤為明證。由此可以得出結論：秦人既焚現代官書，又列后世“家言”為博士，目標是“尊新王一朝之統”，亦即荀卿所謂“法后王”，不成說這就是“排抑儒生”。比及漢武帝“罷斥百家，表章六藝”，然后博士所掌從頭變為“古者王官之舊”，亦即荀卿所謂“法先王”，可是這也不等于就是“愛崇儒術”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“六學者，王教之典籍，先圣所以今天道，君子倫，致至治之成法。”即此可知：“漢儒尊孔子為素王，亦以自附于六藝，而獨出于百家。”[24]亦即漢人由“法后王”前往“法先王”而獨尊六藝，其所以重儒術，以其有功于六藝，并非因其自己價值之可貴。
二、孔子與《年齡》
賓四早年即以為，孔子之時，其實并無所謂六經，“經”之稱，自《墨子》始（有《經高低篇》）；儒家之有“經”之名，則始自荀子，“始以《年齡》與《詩》、《書》、禮、樂連稱”，但是并無“六經”之稱，“又不以《易》為經”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·論六家要旨》云：“儒者以六藝為法，六藝經傳以千萬數。”可見“六藝中自分經傳，而經傳不限于六藝”。[25]其后理董先秦諸子，又曰：“余考孔子以前，無所謂六經也。孔子之門，既無六經之學，諸門生亦無分經相傳之事。自漢博士專經授受，而推以言先秦，于是曾思孟荀退處于百家，而孔子之學乃在六藝，而別有其傳統。而孔門之與儒學，遂劃為兩途。”又以為“《史記》亦僅言漢儒傳經，無孔門傳經。孔門傳經系統，見于《史》者惟《易》，而《易》之與孔門，其關系亦最疏，其偽最易辨。其他諸經傳統之說，猶遠出史遷后”。[26]
在所謂六經中，賓四以為，惟有《年齡》是孔子所自著，可以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為證明：“孔子在位聽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者，弗獨有也。至于為《年齡》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子夏之徒不克不及贊一辭。”《年齡》不僅為孔子所自著，並且又是作于暮年。賓四更指出，“隋唐以後人尊孔子，《年齡》尤重于《論語》。兩漢《年齡》列博士，而《年齡》又幾乎是五經之冠冕。《論語》則與《爾雅》《孝經》并列，不專設博士。以近代語說之，《論語》在當時，僅是一種中小學教科書，而《年齡》則是年夜學特定的講座”。並且當時人還有一個說法，即“孔子志在《年齡》，行在《孝經》”。孔子本身亦說：“我 TC:9spacepos2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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